来源：乔新生微信公众号

中科院院士的声音振聋发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先生发表文章，深刻反思中国的医学教育。这位著名的医学专家认为，重大疫情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次重大考验，对中国医务工作者是一次重大考验，同时对中国的医学教育也是一次全面体检。

陈国强先生认为，随着高水平医科大学与综合大学合并，许多综合大学医学院被视为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二级学院，从来没有医学教育基础的某些综合大学也争先恐后创办医学，开设临床医学专业。即使没有合并的独立医学院校，也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足够的投入，医学学科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巨大冲击，医学教育缺乏科学、理性和完善的顶层设计，直接面对疾病的专业如临床医学、护理学和检验医学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对公共卫生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在“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旗帜下，医学教育越来越重视“高精尖”，越来越重视华而不实的论文发表，教材越来越厚，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训练却越来越淡化。医学院校附属的医院越来越多，医院越建越大，可是，医学力量集中在慢性病上。重大疫情发生之后，很少见到高年级的学生主动请缨，甚至已经在实习的学生都期待停止实习。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医学教育出现了问题。

作为中国医学领域著名的教育家，这位中科院院士发出的声音振聋发聩。中国医学资源投入越来越多，公共卫生投入逐年增加，可是，面对重大疫情，为何还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千里驰援，还需要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疗机构呢？

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流水线式的医学教育，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不仅一些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张皇失措，语无伦次，甚至连一些从事流行病学调查的专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评估，他们向社会上释放出错误信号，导致地方政府作出错误决策，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如果说这些不是因为中国的医学教育出现偏差所造成的，那么，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医学教育资源，可是，重大疫情发生之后，却没有立即作出反应。

笔者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高等院校合并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高等院校的质量，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可是，在高等院校兼并重组过程中，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为了改变上个世纪50年代照抄照搬苏联高等院校模式，改变专科院校分工过细的问题，主管部门要求建设综合性的高等院校，一些理工科的高等院校根本不具备开设医学院的条件，可是，在行政干预下强行合并医学院校，结果导致医学院校独立发展能力丧失，高等院校资源配置中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

高等院校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但却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没有做好基础性的教育工作，把发表科研论文作为高等院校评估的重要指标。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强调高等院校评估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高等院校的特色，强调高等院校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专业。可是，大错已经铸成。高等院校忽视基础教育，盲目追求所谓世界一流教育。高等院校的教师不是把精力用在教学上，而是用在科研上，如果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哪怕在课堂上结结巴巴，也可以成为优秀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出现的问题，增加了许多修正性指标，试图要求高等院校把主要精力用在加强基础教育方面，教育部出台一系列的文件，要求高等院校的教授必须开设本科课程，然而，从全国高等院校普遍情况来看，许多博士生导师很少在本科课堂上坚持教学，他们把大量精力用在发表学术论文上。一些高等院校口头上贯彻落实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可是在工作中阳奉阴违，仍然坚持科研优先的原则，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评定职称最优先指标，鼓励青年教师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高等院校的教育水平。

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高度重视工业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德国洪堡改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强调高等院校必须为工业化服务。以苏联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之所以强调高等院校与工业门类相结合，就是要加强高等教育与实际工作的联系，要求高等院校必须面向工业化发展需要开设课程。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必须着力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高等院校合并重组之后，许多工业部门设立的高等院校都归并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我国许多工业主管部门撤销，如果不解决高等院校的隶属问题，那么，工业主管部门设立的高等院校将难以为继。但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高等院校的过程中，应当强调特色办学，鼓励高等院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强化自己的优势学科，并在此基础之上直接面向特定的群体或者特定的行业发展高等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如果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追求“大而全”，没有自己的“目标客户”，没有选择正确的培养方向，那么，高等院校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

正如这位著名医学教育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一些高等院校根本不具备开办医学院的能力，因此，它们合并医学院之后，必然会把医学院看作是和其他学院平行的机构，丝毫没有考虑到医学教育的特殊性，结果导致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医学院的学生面对重大疫情无所适从。

虽然我国许多医务工作者冲锋陷阵，关键时刻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医学教育根本不足以应对重大疫情。

痛定思痛，我国应该尽快改革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笔者提出应当建立一条龙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医学院为主体，医疗机构是医学院的实习单位，同时也是为患者服务的医疗机构，医学院设立流行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针对医疗机构收治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有特色的研究机构。

湖北武汉发生重大疫情之后，流行病学专家不是千方百计查找病毒的来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而是掌握有关数据资料之后，率先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国流行病学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官方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延误了重大疫情的控制工作，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

科技部之所以强调科学家应当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就是希望中国的医学专家特别是流行病学专家应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而不是抢先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当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但是，如果不能伏下身子，查找病毒的来源，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正在发生的重大疫情，那么，我国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传染病预防控制就会变成摆设。

陈国强院长关于中国医学教育的反思，值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医务工作者并非一无是处，许多医务工作者关键时刻舍生忘死与重大疫情作斗争。人们应该为那些付出辛勤的劳动甚至宝贵生命的医务工作者献上鲜花，赞美他们的无私奉献。可是，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中国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能提高中国的医学教育水平，确保中国能够有效地控制重大疫情，那么，面对不宣而战的突发事件，中国还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笔者建议应当尽快对我国的医疗教育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各个中心城市应当建立若干独立的医学院，医学院附属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既是医学院的实习基地，同时又是为当地患者提供服务的医疗中心，医学院设立流行性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预防调查中心。如果在患者中发现传染性疾病，应当立即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分析，并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既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疾病预防控制服务机构。如果高高在上，只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而不能解决患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控制疫情，那么，这样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我国医疗系统改革的力度，彻底整合我国公共卫生资源，将教育、科技、疾病预防控制、科学院、工程院等各个机构的公共卫生资源集中在一起，通过强化医学院教学水平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提高我国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如果各自为政，在公共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导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面对突发事件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改革中国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系统、强化中国医学教育刻不容缓。